“善行河北”:让行善成为赏心乐事

“你说我心里的打算,我要说说,你不要笑话。”站在自家的院子里,高淑珍畅谈起来:“希望孩子们都能康复好,住的这个小院变成一个大院,以便将来接纳更多的孩子……”
　　毗邻渤海湾乡间的这个院子隶属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,和司各庄镇洼里村其他院落不同的是,院落大门边的两间屋子里有20多个残障孩子在学习,有的是脑瘫,有的是智障,还有的是小儿麻痹……
　　院落的其他屋子都是围绕这些孩子的衣、食、住、教来布置的,门口另一间房是厨房,正屋是孩子和高淑珍一家人休息的地方。
　　高淑珍,56岁,黑红的面颊,粗糙的皮肤,一口典型的唐山地方方言,走在路上,没有人能将她和别的乡下妇女区别开来。
　　她的不同之处只有详细寻问后才清楚:过去的15年里,她免费收教了近70名残障孩子,而她也是一个类风湿病孩子的母亲。她家的小院现在已经远近闻名,大家亲热地称之为“爱心小院”。
　　在燕赵大地,像高淑珍一样草根、一样富于爱心的人还有很多:保定“油条哥”刘洪安、唐山市古冶区“活雷锋”段思序、大孝闺女周汝珍、大爱仁医吴殿华、最美消防员尹进良、最美乡村女教师王春洁、新农村建设带头人范振喜等等。
　　老百姓常说“还是好人多”,“好人有好报”。同时,社会风气在一些地方却并不让人欣慰,甚至“当个好人”成为困难的事情,见义勇为者常常流血还流泪。
　　发掘、宣扬、鼓励、善待“好人”,大兴互助、诚信、敬业、孝敬之风,正是这几年河北施行“善行河北”活动的主要内容。为克服好人好事一阵风,“水过地皮湿”,活动旨在形成机制:活动情况纳入对各级领导班子的实绩考核；如果有人做好事,媒体要宣传报道；如果好人处境困难,要在资金、就业方面给予照顾；年终对好人进行大张旗鼓地推选表彰；引导建立好人后援会,并成立志愿者服务和见义勇为基金会。
　　这些草根好人往往默默行善几年甚至几十年,他们的处境并不好甚至很差,最开始也不是“图什么”名利,而是为了简单的生存,抑或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取暖。水滴石穿,积小善为大德,口口相传,再经媒体报道,终于成为“典型”。
　　石家庄市建峪社区是一个以军工企业职工为主要居民的社区,共有7000多人,有“三多”之称:老人多、低收入人群多、弱势群体多。开始就是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,目前社区组建有卫生、文化、帮扶、法律援助等11支志愿服务队,被称为“中国好人”的靳国芳担任服务站站长。
　　藁城市岗上村,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,老支书郑梦辰用小楷笔写了181本“功德录”,11万多件好人好事在册,内容大含细入,爱心捐助有几千元的,也有捐1元钱的,邻里间互相借东西,一起收秋打夏等等。
　　曾有一个调查:在环境卫生差的地方,一个人往往也不注意卫生,而在一个环境很整洁的地方,人们往往不会随意破坏环境。社会环境也一样,当好人做好事不吃亏、受尊重、有光彩时,好人才可以“感染”更多人“成为”好人,后来的志愿者才会层出不穷。
　　爱心小院、敬老院、建峪社区等地方,常有中小学学生和志愿者的身影,也有全国各地寄来的物品。爱心小院里还有一段佳话,河北邯郸的王利忠本来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,看到爱心小院的报道后来做志愿者,最终和高淑珍的女儿王国光结缘成婚。
　　这些“好人典型”不仅成为行善的“感染源”,行善蔚然成风,道德感召力俨然是一方名片。比如石家庄打造“温暖之城”,沧州市建设“好人之城”,衡水市的“厚德衡水”。
　　和老年人行善不同,年轻人做好事则更有现代色彩,少了苦大仇深,倡导“我慈善,我快乐”。肖靖,沧州市青县“快乐阳光爱心协会(QQ群)”理事长,她的团有500人之多,发展志愿者和日常运作更多借助网络等现代通讯手段。
　　真正的“善”,不是逼出来的,而是每个人的内心需求。专家认为,继承传统的善行义举、行侠仗义精神的同时,现代社会应倡导现代公民意识,包括参与、权利、责任、法制等观念,这有助于形成长久健康的社会风尚。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”。如果官员的道德风气很差,如果权力不能受到监督和制约,将会给民风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。
　　也有人指出,民间行善和政府的责任须更好结合起来,形成合力。善行需要呵护需要鼓励,也需要给他们卸下过于沉重的负担,比如高淑珍依靠20多亩水田和批发服装日用品维持那么多残障孩子的生计和教育,是不是应该让更专业的人士加入到残障孩子的康复中来,政府在残障孩子医疗保障方面也需要加大力度,这又不限于“爱心小院”本身。